唐才常决定从日本回国推进勤王行动时，梁启超与孙中山同时还为唐践行，自立军队伍里既有保皇会也有中兴会的成员，说明彼时改良派与革命党人还有合作的意图和愿望，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便出现了改良派与革命党人的分化。1900年孙中山于惠州起义失败，他向人们解释说这一次起事者并非义和团党，而是有政治目标的政党，之后，革命的影响力在东京、上海以及两湖逐渐扩大：1901年创刊的《国民报》开始明确鼓吹民族革命；1902年4月，章炳麟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0月，蔡元培协助南洋公学学生成立“爱国学社”，开始了上海学界对革命的昌言；1903年，湖南湖北江苏出现了宣传革命的杂志《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江苏》或《浙江潮》；1904年，华兴会成员陈天华（1875-1905）写成《警示钟》《猛回头》。革命的言辞普遍逐日澎湃猛烈，邹容（1885-1905）于1903年5月完成的《革命军》，几乎可以视为革命党人的宣言书：
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桑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1]
革命党人与立宪派的对立发展到前者破坏后者的立宪活动，捣乱立宪派的各种会议与事务[2]。在资政院“赦免国事犯案”议案讨论期间，当国会请愿同志会要求赦免康有为和梁启超时，革命党人甚至亮出了极为仇视的立场：“夫康梁者何物乎？乃人神之所共弃，天地之所不容者。今同志会竟中疯发狂，为虎作伥，不可耻乎？其无耻也。⋯⋯手执大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夫康梁与同志会非仅朝廷之罪人，实吾同胞之公仇也。”[3]
与革命党人激进的态度不同，在1911年4月27日革命党人的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梁启超仍然冷静地表示了对革命的感动，他的确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时依靠清政府来完成不流血的政治革命已到末路：
革命暴动之举，吾党所素不赞成也。盖以历史之通则言之，革命本属不祥之事。
无论何国，苟经一次大革命后，其元气恒阅十年或数十年而不能恢复。今日我国，凋瘵已极，譬诸萎黄之树，岂堪复经漂摇之风雨与饕虐之霜雪⋯⋯
虽然，革命党则亦有辞矣，曰：今者五千年之国命，与四万万之民命，皆悬于现政府之手，而现政府则更有何望者！多存留一日，则元气多斵丧一分。凋瘵以死，与服毒以死，死等耳。其又奚择！况乎毒药虽可杀人，有时亦可以治病，毅然投之，尚可以于万死中求一生。
以此难非革命者，而非革命者无以应也⋯⋯要之，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革命论，诚不能自完其说，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4]
总之，戊戌政变，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在温和的改良力量蓬勃发展的同时，激进的革命因素也在迅速增长。
早在1894年，孙中山（1966-1925）在试图拜访李鸿章被后者婉拒之后，就在美国夏威夷组建了以革命而不是改良为目标的兴中会，华侨成员中有近半数是华侨资产阶级。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将满族视为实现共和必须首先消除的革命对象。很快，急性子的孙中山趁甲午战争导致的国内混乱，组织了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兴中会的组织仍然在进一步发展，但孙中山将精力主要用于革命经费和理论的建设。1896年10月，孙在伦敦被清廷诱捕，但在英国外交部的压迫下，清廷释放了孙。孙在英国之后九个月的观察中，产生了与三民主义有关的思想。他回忆说，在伦敦考察了欧洲政治风俗并“结交朝野贤豪”，于是有了心得：
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兴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5]
最初，孙的确考虑过借用立宪派的力量，他希望与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合作。之前1893年，孙中山挂牌行医于广州圣教书楼，欲与经常来购书的康有为接触，这也是孙着手兴中会的酝酿与人员联络的时候。1895年孙中山在日本注意到了“革命”这个词不局限于简单的暴力含义，更加倾向于革命。戊戌变法一开始，康因孙的革命党身份试图尽量与后者疏离。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有过好几次涉及合作的讨论，梁启超及改良派共十三人（谓叛逆康师的“十三太保”）甚至联名写信《上南海先生书》给老师康有为，主张参与“改造共和政体”。梁与革命派的讨论是如此地接近共识，以致光绪二十五年秋天，梁启超到香港与陈少白[6] 讨论两党合并，这导致康有为强烈的愤怒与反对，此后，改良派与革命派不再有合作的议论与交集。1905年之后，两党为争取民众与政治资源展开论战，孙中山甚至认为与康梁的斗争是先于排满的重要任务。
1903年，俄国拒绝早已承诺撤兵东北并试图继续拥有控制权的行径引起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哗然，在抗议甚至自愿参军拒俄的浪潮中，学生组成了军国民教育会（一开始叫义勇军、学生军），尽管该组织的目的“在拒俄，会员负保全国土、扶植民力之责”（《军国民教育公约》），但排满是主要目标。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确信：俄国与列强对中国无休止的获取是满清政府无能的结果，因此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够真正救国。不少会员离开日本回国推进拒俄反满运动，因地域原因，产生了不同的革命组织：湖南黄兴等人组织了华兴会；浙江龚宝铨等人开始是组织暗杀团，以后成立光复会。
华兴会的产生，当然受惠于之前戊戌维新人士例如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启迪。主要人物黄兴也曾在张之洞的两湖书院读书，之后官费留学日本宏文书院。回到湖南之后思想激进，鼓吹革命。类似中兴会以广东人和华侨为主，华兴会里湖南人最多，但不像中兴会的重要成员为商人与会党，华兴会的领袖人物大多为知识分子。出于扩大队伍和募集资源的目的，黄兴也与会党或江湖组织联系。事实上，清季始，始终存在着反满秘密会社组织，而反教排外的运动在清末时也有不断，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交织。1900年之后，盲目拒洋逐渐为救亡思想所替代，民族主义的情绪开始渗入现代思想的成分。复杂的社会演变，导致传统的士、农、工、商的传统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那些民间会党的成员在其存在与发展中也会改变传统宗旨，参与到社会的变革中；而拥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利用会党的势力参与革命行动。孙中山显然注意到了这样的变化，他在讨论建国方略时就说到了天地会（洪门）的历史和对其可能的借用：
洪门者，创设于明末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诚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朝之忠臣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起者可籍为资助也。[7]
的确，之前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也是在三合会的帮助下实现的，之后他甚至通过加入洪门成为“红棍”（1904年），来改造民间会党组织，将他的革命理念纳入到会党章程中。这个策略非常吻合于现实，使得革命派的群众基础随着形势的发展与仅仅依赖清政府的立宪派的距离越发拉大。1904年11月，华兴会起事未成，险遭覆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亡命日本。直至次年7月，黄兴与孙中山在日本相遇，讨论合并。
光复会是基于章炳麟、秦鼎彝于1902年4月在东京发起的“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与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龚保铨、许寿裳、蔡元培等最终在国内的结合，被认为成立于1904年11月，1905年1月和1906年徐锡麟和秋瑾先后加入。光复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这表明了推翻满清政府是该组织的主要任务。同样，光复会的领导人物为知识分子，主要成员布于会党与新军，借助秘密社会组织例如哥老会传播思想并发展队伍，势力范围主要为浙江，但与湖南华兴会有过联系。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是章炳麟（1869-1936），尽管光复会正式成立时他还因“苏报案”在狱中服刑，但是他的思想以及出狱之后的活动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章初为张之洞幕僚，戊戌维新时被疑为新党，避居台湾。1899年应梁启超邀约前往日本，接触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接受革命排满，其坚定的种族主义思想来自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滋养。1903年，章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说这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但他强调了“光复”与“革命”概念之间的区别：
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8]
他在《民报》的一篇文章中说得非常明确：
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9]
章炳麟终究质疑代议制的正当性，他的思想倾向决定了与同盟会尤其是孙中山的思想相左，当得知孙的目标是实现共和时，他颇为震惊，这显然透露出他血液里的儒学思想。有人谓1908年9月章炳麟致函端方表态“绝不革命”，且如有足够经费赠予将去印度为僧，联系到章的思想脉络，这是可能的。光复会主要成员秋瑾于1907年欲建光复军，组织设置与队伍建制颇为壮观，秋瑾的思想与章炳麟非常接近，在《光复军军制颁谕文》中，她表达了极为清晰的种族主义观点：
今时势阽危，确见其有不容己者，于是大举报复，先以雪我二百年满族奴隶之耻，复以启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国，⋯⋯幸叨黄帝祖宗之灵，得以光复旧物，与众更始，是我汉族自当共表同情也。[10]
秋瑾加入光复会是徐锡麟介绍的，与光复会其他的种族主义立场的人相似，秋瑾关注的是祖宗土地的光复，和为汉人造福。作为女性，秋鼓吹妇女解放，她在《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中警告：“诸位晓得国是要亡的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们还想靠他么？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秋瑾的穿着与言行颇为激进出格，因而在那个陈陈相因的社会里极为出众，并表现出有唤起风气的号召力。光复会主要成员陶成章、徐锡麟的特殊立场和被视为革命派中的分裂主义言行，即便是辛亥革命之前也招致同盟会的批评。
注释：
[1] 《邹容文集》，第38页。
[2] 1903年后，康梁集团或之后的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完全对立，孙中山已经将康梁视为“满奴”和“汉奸”。1905年，当立宪派与革命派全面展开争论的时候，孙中山甚至定有“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的方针。1906年，保皇会成员徐勤在马尼拉广东会馆讲解立宪，为杨豪侣、欧阳鸿钧扥人冲场，并被欧伤；1907年，马相伯抵达横滨，革命党人发传单号召罢市、罢工推翻清政府，声称：“杀官吏、杀立宪党。”1908年新加坡帝国宪政会与清驻新领事举办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的追悼会，受革命党人破坏；政闻社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开成立成立大会时，革命党人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人率众扰乱现场，有人甚至用草鞋抛向梁启超的面颊；此外，新加坡政闻社分社成立时也遭革命党人的驱散。革命党人对立宪派这类骚扰和打斗非常频繁。1910年，当国内立宪派组织的第二次国会请愿失败时，在东京的革命党人甚至组织同志召开庆祝会。
[3] 《丑哉同志会》，《民立报》1910年11月28日。本书转引自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
[4] 梁启超：《粤乱感言》，《饮冰室合集》，文集27，第66-67页。
[5] 转引自李云汉著：《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137页。
[6] 陈少白（1869-1934）兴中会主要成员之一，孙中山的重要合作者，1900年创办第一份反清革命报纸《中国日报》。
[7] 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国父全集》（二），页12。本书转引自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8] 《中国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页133。本书转引自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页。
[9] 《民报》第八号，页13。本书转引自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页。
[10] 本书转引自张玉法著：《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370页。